邱妙津《鱷魚手記》面面觀
臺大臺文所鍾秩維
原刊於《極光電子報．臺灣文學ing專欄》2012.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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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蒐集了這兩個版本，右邊研究用，許是某次靈感來手邊沒有小便利貼，貼了這麼大一個。而這篇文章的書寫，來自於一篇期末報告。 |
一、月亮的另一面：女同志之外的邱妙津
解嚴後的九○年代臺灣文學場域是翻過的沃土，滋育遍地繁花異卉；而「邱妙津」無疑是其中最惹目的書寫者與文學現象之一。邱妙津（1969－1995）出生彰化，高中即為就學而離家，北一女、臺大畢業；在學期間參與耕莘文教院創作課程，作品同時亦受到矚目；然熱烈而青澀書寫者卻在赴法深造期間，自殺身亡。邱妙津生前就出版的小說有《鬼的狂歡》（1991）、《鱷魚手記》（1994），其後在友人及出版社的努力下，《寂寞的群眾》（1995.9）、《蒙馬特遺書》（1996）與《邱妙津日記》（2007）才依序出版。
而由於邱妙津本人的女同志身分，以及其文本顯示的女同志認同之糾結，與情慾的堅貞和挫敗，使得邱妙津成為（女）同志社群重要的象徵資源，其小說文本也成為論述性別和情慾的相關問題時不可忽略的重要材料。然而這就是契入邱妙津及其小說文本的唯一進路嗎？晚近，由於賴香吟和周芬伶等人的指認，邱妙津作為「學運世代」一員的特質逐漸受到注意。[1]從邱妙津就讀臺大的時間（1987－1991）來看，這樣的說法自然有它成立的基礎；然而從小說文本和《日記》以觀察，又會發現書寫者的低現實感。究竟我們該如何理解學運世代和邱妙津的關係呢？以下，我將以《鱷魚手記》來嘗試說明。
二、Sense and Sensibility：《鱷魚手記》與學運世代的「外面」與「內面」
首先要釐清的是「學生運動」與「學運世代」的異同。臺灣學生運動的歷史淵遠流長，早在日治時期就有跡可循。戰後，儘管處在白色恐怖的抑鬱氛圍下，學生運動也從未消失，或隱或顯地挑戰體制。只是真正具規模、講究制度的學生運動還是得俟「美麗島事件」後的八○年代才成形。而所謂的「學運世代」也主要在指稱這時期前仆後繼的學運參與者。其高峰可以九○年的「野百合學運」（又稱「三月學運」）作為代表。「追尋主體」以及「知識啟蒙」，是後來的追溯裏最被標榜的學運世代特質，[2]表現在具體行為上，則可見各種關於「新生代」的義介，與大量譯介的西方重要思潮。有了這樣的背景知識後，我們至少能夠從三個面項來觀察邱妙津與學運世代的接點。
首先，在《鱷魚手記》中，「社團」是開展「我」大學生涯不可或缺的因素：「我」與具有同志情愫的楚狂、吞吞與至柔的邂逅就是緣於社團，而也因為這三人，「我」才愈加釐清自己的性傾向。學生結社向來就是學生運動的重要實踐，在《鱷魚手記》裏甚至有一段關於「成立新社團」、「起草章程」與「選社長」的描寫（見印刻版《鱷魚手記》，頁58）更加確認文本沐浴在學運氛圍下的事實。
其次，同樣作為啟動文本敘事重要幫浦的是：村上春樹《挪威的森林》（1987）及太宰治《人間失格》（1948）等日本作家及其小說文本。《鱷魚手記》對這些文本的援用有故事的引錄，或是人物情節的借用；而在互文的過程中，邱甚至頻頻將小說文本的情節直接對應作者本人的生命故事。[3]凡此都說明，這些小說文本／作家之於邱妙津創作的影響力。而這和學運動輒徵引韋伯或者哈伯瑪斯以論述，事實上為同質異構。
然而不論是社團參與，抑或與外國文學文本的互文，似乎都未足以構成邱妙津與學運世代的有機關聯；畢竟此二者太過一般性，都不是只存在於《鱷魚手記》的現象。真正構成特殊性者，允是同是青春啟蒙小說的《鱷魚手記》，那不同於王文興〈欠缺〉（1964）之理智孤寂，也迥異於朱天心《擊壤歌》（1977）的感性純情：一種結合理性與感性，井然有序地剖析自我內面情欲的敘述方式。而此一敘述方式可謂呼應學運世代「知識啟蒙」的靜觀，和「追尋主體」之熱忱。在這個意義上，《鱷魚手記》自白「內面」的文體實是深刻共感「外面」學運的感覺結構。
三、未了的工程：面向「革命之後」
然而，也亦如《鱷魚手記》稍嫌通俗，甚至具有異性戀氣息的情感構造所示，[4]邱妙津及學運世代的「革命」還是未了的工程，邱的自殺甚至顯影出知識與情感的虛妄和破壞性。也就是說，「革命之後」或許才正是考驗的開始。其需要更大的勇氣與決心來平地起樓房，讓各種主張入住，並且成立居委會彼此協商，以締造更寬闊有包容性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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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皮書封底，寫有「從前，我相信每個男人一生中在深處都會有一個關於女人的『原型』，他愛的就是那個像他『原型』的女人。雖然我是女人，但是我深處的『原型』也是關於女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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