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朵的火焰－讀李渝《九重葛與美少年》
臺大臺文所／鍾秩維
原刊於《極光電子報．臺灣文學ing專欄》2013.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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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李渝《九重葛與美少年》，愛不釋手。 |
小說家李渝在2013年夏日推出了全新的小說集《九重葛與美少年》，輯錄了李渝自第一篇小說〈水靈〉（1965）以降，各個階段的作品；這些作品大都歷經了反覆的改寫、甚至重寫，書寫者的用心和堅持可見一斑。《九重葛與美少年》故而可謂是一本從頭、重新、寫起的小說集。而不論就內容本身的完整度，形式的突破性，甚或書籍的裝幀而言，他皆堪列入今年度、甚至新世紀以來最有原創性的作品之林。
倘使要用一句話《九重葛與美少年》的特色，我會說：這是一次文字和形式皆高度知性化，敘述在反覆的反思和再記憶中推進，而臻至抒情境界的小說書寫。所謂的再記憶包括了以外省／海外／菁英／女性的視角，述說五、六○年代的臺灣故事（例如〈給明天的芳草〉、〈收回的拳頭〉）、七○年代保釣的記憶（〈待鶴〉），和各種當代臺灣的社會現象（〈三月螢火〉和〈海豚之歌〉等）；而她同時亦頻頻重訪自己過去小說的情節、場景，記誌生命傳記中各類愛的軌跡與啟示。這使得小說集最主要的地景－「溫州街」－暗含了層層頏頡大小敘述，向外（臺灣文學和臺灣史）向內（李渝書寫史及文本自身內部）輻輳出繁複沃饒的視景。
而再次卻顧所來徑，李渝此番投注了更多的視線在較為庶民性和底層的面向上，比如〈收回的拳頭〉、〈似錦前程〉裏對於溫州街的違章建築，垃圾小山的景象和氣味，與日常生活中的交通工具及麵包西點等的鋪述；且敘述者告訴我們，行走於溫州街甚至可能遭遇色情危機的－蟄伏角落的露陰狂，公車癡漢鬼祟的揉娑－都是五、六○年代溫州街風景的一環。同樣的觀照方式也作用於小說所呈現的當代浮世繪－《九重葛與美少年》似亦為李渝小說的主題首次和當下時空這樣地貼近─舉凡〈三月螢火〉流連咖啡館的中年編輯事業的失志及婚姻的失意，〈建築師阿比〉所顯示美國社會對於弱勢族裔和性別的歧視，〈待鶴〉敘述者「我」在精神科診所遭遇的荒唐境況，〈叢林〉呈現的今日臺北都會粗野與細緻縱橫的眾相，和〈海豚之歌〉批判水族館的機械化管理及建國百年慶典的大而不當等－率皆突顯出當代臺灣和美國社會存在的尖銳矛盾。藉此，李渝沉澱下貫串《九重葛與美少年》的底色：索漠的餘生、世代的速迭，和意義的消殞，所致使的書寫的徒勞。
顯豁了這層底蘊，始能見出李渝「再記憶」工程的深沉處。其意不僅是在當代各種意識形態的視域之外另做史料補遺，而是提出替代性（alternative）認識論方案，且係叩問文學寫作在視覺（化）的現在依然存有的可能性。李渝以小說寫下一個又一個的「傳說」提出了回答。《九重葛與美少年》所輯錄小說的共通特質是，他們都帶有超現實的詭譎，或者傳奇的色彩；此乃因為在「再記憶」的進程中，輾轉於不同的個人記憶，大小敘述，報刊史料，研究論著之間，「真」「假」遂已失卻了界線。而李渝志不在新探「真實」或／與「虛構」的老問題，也不是參與後現代對本源、對經典的耍玩；對她而言，真假何嘗是在當代才變得難以區辨？早在十二世紀宋徽宗的〈瑞鶴圖〉其就已疑點重重。然「當神話和現實同時出現而無法辨分時，藝術家以真實明確的圖錄繪述感動」，確實「為我們留下了不朽的祝福。」（頁8）真或假非是行動的絆腳石，反而為啟引的契機；假抑真亦並不妨礙抒情的達成，只要我們依然相信著所見、所經歷的感動。
這個感動可以被稱為力比多（libido）或者生動力（affect），在文本中，它也以情感、情色，或情欲（但不同於前述的色情）－以下權以「愛欲」統稱－加以呈現。例如〈叢林〉裏敘述者「我」少年時前往美軍「招待所」應徵工作的叛逆行為；而啟動「我」追索此段記憶者，是聲稱自臺北林森北路赴美，覓未曾謀面的非裔生父的混血兒福克納。又或者如〈三月螢火〉的男性被敘者、〈倡人仿生〉中的偶人柳散發的矍鑠和俊美，而激盪起的愛欲想像，分別是重啟漫長餘生、與綴續被湮沒的歷史的推力。最能說明這一特質的文本當是〈夜渡〉。其敘述者「我」在田野現場及各種論述中穿梭，嘗試理解中國西南水域不絕的自殺現象的末尾，寫道：
環繞史政經社等等論述的大道理是否觸及的都是事態的表層，那內在的跡象，隱藏的衝動，其實不過來自一種天生的性情，直覺的感受，自然的生活，來自一種簡單的宿命論，和由這些種種醞釀而成的抑鬱症呢？（頁87）
但這不意味毋須計較客觀意義上的真假，只要單純地訴諸直覺與感性；實際上，《九重葛與美少年》的文字和敘述都煥發一股雋智的知性。而所謂的知性，非表現在敘述所大量援引的知識資源上，而係由該知識資源如何被援引加以呈顯。讓我們來看一段〈建築師阿比〉的文字。
阿比設計出螺旋式升級法，用精密的數字計算出磚石向上疊高時，層與層之間可容許的細微錯差，層層連續延進、相互依搭，漸次凌空而升，形成無梁覆斗形結構。（頁136）
這段文字的文學性不在於建築學術語「○○升級法」及「XX形結構」，而在於其顯示出縱橫上下空間感的文字。進一步探究，李渝在此使用的陌異化技法，讓人想起她自身美術史專業的訓練：即與其說書寫者在呈現一個建築體的畫面，不如說它已然作為一個畫面而被呈現；而古典中國的美術批評語彙，允亦提供李渝詩意地勾勒、描述空間許多的靈感；三者，此處經營的手法也可見出中國古典文學構造空間（自然山水、亭台樓閣）範式的啟發。類似的敘述風格散諸文本各段落，譬如〈夜渡〉有關「玉龍山」和服飾習俗的描錄，〈待鶴〉敘述「瑞鶴圖」、不丹山川的段落，或者〈三月螢火〉中流動於崇山峻嶺的視景。
更整體以觀，《九重葛與美少年》的知性更體現在它的敘述方式之上。這本小說集涉及許多帶有懸疑、情色和異國情調的題材，比如〈叢林〉裏那對來得毫無根據的情侶，〈亮羽鶇〉在野外激情的紅衣女及黑人士兵，〈夜渡〉所巧遇的介於精靈神怪或偷渡客之間的謎樣「母女」，與〈待鶴〉憑藉想像完成的一次不丹行旅。這些故事都徘徊在誌怪、獵奇的緣側，但李渝的敘述總能夠及時收束、婉轉宕開，情節遂踟躕在詭奇浪漫和理智知性兩端，迤邐一抹奇異而綺麗的丰采。以〈明天的芳草〉為例，這篇小說由「九重葛」及「美少年」兩章構成（其繼而演繹成小說集名），各自述說了發生在溫州街的一起桃色風波和一則（情）謀殺疑雲。〈給明天的芳草〉網羅編織了各階層、各種類的聲音，而在蜚語流言的亂流裏，敘述者始終明澈地或尾隨進入、或靜觀澄清，且與此同時，亦不斷地將視線投諸事件以外的，如花草、如服裝、如光影等細節上面，針對其進行精緻的賞味和敘寫。後者看似為與主題無甚相關的枝節，卻是李渝小說的用心，及其魅力的所在－係這些投注於故事主流之外的審美視線、抒情述說，而非彼眾聲嘈雜的竦動內容，才得以烘托出題旨：「九重葛」與「美少年」－兩者在文本中皆敷衍出抑止不了的情欲的象徵意涵。
循此楔入我對《九重葛與美少年》抒情性的討論。儘管這部小說貫徹了知性，敘述（者）亦始終提醒著愛欲的存在，及其在文學活動中所發揮至為關鍵的作用。以下援引領銜的〈待鶴〉來解析這一雙軌運作。〈待鶴〉牽涉的題材廣泛，涵義深邃：表面上其觸及了國族、生態與醫療議題，但究其實質，敘述者「我」上下窮索的是愛、死亡和寫作的哲學。在相當程度上，李渝是以〈待鶴〉紀念了與丈夫郭松棻（1938－2005）的愛情－郭在妻子赴香港講學時於紐約遽世，對她造成了難以言說的愴痛－〈待鶴〉為李渝在郭去世後，首次在小說中寫下「松棻」的名字，此作遂具備了「哀悼」（mourning）的儀式性意義。而或即由於敘述者「我」亟欲沉澱愛人的死亡造成的混沌和憂鬱症，或亦因主要場景不丹未曾現實踐履、端賴紙上談兵，小說敘述演繹和銜構的方式幾乎全倚賴知性手法。但是，即使推論進行到極致處，依舊無從消解突發的意外所引起的歉疚（癥結1），仍然無法有效回答自殺者誘發的：「那麼，無是什麼，有是什麼？」（頁38）的天問（癥結2），亦不能從精神危境中挽救回「我」自己（癥結3）。
乃是藉由－恍若沈從文〈丈夫〉般的畫面（方案1），「松棻覺得《金閣寺》寫得很好，可是更喜歡古崎的《春琴操》。」（頁38）的默契靈犀（方案2），和「還有誰，是松棻呢。」（頁51）泯除生死的疆界而在夢境、鄉域裏始終的依偎陪伴（方案3）－這些無法為知性囊括釋疑的愛欲動能牽引敘述行過僵局，復帶動對於山川萬物、懸崖金頂的再審美、再書寫，及之於溫州街、愛人的再記憶、再抒情。於焉，「我」終於原諒了自己，而重啟引、再擘劃生活的路徑，復又見證以書寫介入的「行動中的藝術家」的精神。
在《九重葛與美少年》後記〈最後的壁壘〉中，李渝自覺且沉重地寫下了在今日的當下寫小說－或許也包括了讀小說－的不必要性，其有效和無效性，而輾轉得出自己對文學不易的使命與信任。「最後的壁壘」遂是一總綰的隱喻了。意即《九重葛與美少年》展現的即努力在相信文學依然可以抒情言志，書寫還是足以抵抗墮落，舉世皆沉淪了仍抖擻待旦的藝術家－小說家－風骨：
就算是最後一朵火罷，就算是最後一朵火的最後燃燒，就算是黑夜將吞噬大地，全世界都將淪陷或早就淪陷，也不會放棄對美德的執守，在晦暗中倔然地燃點著。（〈待鶴〉，頁43）。
書名《九重葛與美少年》拈出的兩個意象即象徵著那朵在暗夜中亦恆久不熄滅的愛欲烽火，那即便被抑遏了也還係堅持著繼續的書寫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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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曲：臺南閒晃，偶然看到這一路柱，與《九重葛與美少年》封面的舞俑是心有靈犀麼？ |
